地方的角色转变，是周期转变之下的必然。
2026年1月，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草根企业拿到了9000万的投资。两个月后，法国车手驾驶这家企业的赛车，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量级组别中力压欧美日品牌夺冠，领先优势近4秒，这是我国摩托车企业首次在该赛事中登顶，此后更是拿下六个分站赛冠军。
这就是张雪机车。2024年4月才注册，扎根重庆，创始人张雪曾一度四处筹措700万，垫付员工工资，而摩托车，又是一个又小又老的赛道，在多数创投机构眼里，是一个避之不及的高风险标的。
但就是这样一家企业，被“浙创投”领投了它的A轮，投后估值10.9亿元。
此后的故事我们都熟悉了。张雪机车一夜出圈，浙创投也跟着出了名。舆论的惊讶不在于一家企业拿了融资，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趋势：地方正在从卖地转向投资。
张雪机车不是孤例。随着地方土地出让收入连年下滑，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.21万亿元，增速-12.2%，而土地出让金占其中八成。卖地的钱越来越少，地方的目光，也从土地开始转向股权。
这是土地财政退潮下，地方由“以地转资”转向“基金招商”的被动探索。
而这场转型，并不那么容易。
学者章逸飞将股权财政的优势概括为“可持续与机制转变”。
相比之下，土地财政是一次性出让、不可再生，卖一块少一块；而股权财政是循环投资，可增值退出再投入。更关键的是，财政资金可以撬动社会资源，培育产业、重塑税基，并能为高研发风险的领域分担风险。
安徽合肥是最常被提起的例子。2008年，当地家电产业还受制于“缺屏”之痛，显示面板高度依赖进口，整条产业链受制于人。于是合肥决定，投资彼时低迷的京东方，当时京东方还只是国内显示屏制造巨头，但现在则已经是显示屏出货量的全球第一。
这不是传统的“卖地引资”。不是地方出让一块地等企业来建厂，而是以股东身份下注，把财政资金变成企业股权。
合肥投资京东方，退出与分红据估算实现了超140亿账面收益，显示面板国产化率也大幅提升，合肥也从家电生产基地变成了新型显示产业集群。每一笔投资退出后的收益，又反哺下一轮产业布局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长鑫存储、蔚来汽车，都是在这个循环中陆续完成投资。
地方从“地主”变成了“投资人”。过去土地财政的逻辑是“以地引资”，地方出让土地，企业拿地建厂，地方获得土地出让收入和后续税收。而股权财政的逻辑是“基金招商”：地方以股东身份投资，企业获得资金和产业资源，地方获得股权增值，税收和就业。
合肥之外，深圳则以深创投为核心，受托管理深圳引导基金近1600亿，投资项目1700余个，助推274家企业上市；苏州也构建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层次基金体系，从天使轮到成长期到成熟期，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基金组合。
这些城市的共同点是：财力雄厚、产业基础好，专业人才充足，有能力在风险和收益之间找到平衡。
但股权投资也有另一面。
章逸飞指出，股权财政的整体经济拉动力，仍远不及和房地产相连的土地财政，且难以覆盖公益性投资。
换言之，它更多是锦上添花，很难雪中送炭。
我国的预算体系有“四本账”。第一本是一般公共预算，主要靠税收；第二本是基金预算，大头是土地出让收入，也就是“卖地收入”。
外界经常把目光放在第二本账上，因为它曾经是地方最充裕的钱袋子。但在地产下行的情况下，这部分收入连年下降，其中八成以上是土地出让金。与此同时，地方的举债能力也因为对地方债的严控而受到限制。
卖地的钱少了，借钱的路也窄了，地方的目光于是转向了第三本账：国有资金经营预算。
这本账里，除了地方性国企的利润上缴，引导基金带来的股权收入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新增量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累计设立引导基金2178只，已认缴规模7.7万亿元，较2021年已经增长25%。
股权投资相关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，也从2021年的0.99%提升至2024年的1.46%。
但这仍然很难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。我国土地出让收入从2021年高点的8.7万亿，降至2025年的4万亿，缩减了数万亿；而同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从5000亿增长到了7000亿，增量也不过两千亿。
一个是万亿规模的下滑，一个是千亿规模的增长，差距显而易见。
投资和卖地相比，最重要的变量是时间。股权投资的周期通常长达7至10年，早期只有投入没有回报，收益也依赖企业IPO或并购退出才能兑现；相比之下，卖地是当年卖当年入账，在土地财政快速萎缩的当下，股权投资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基于此，地方的股权投资更多只能是补充，而非对土地出让收入下滑的替代。
更重要的是，即便是股权投资，也有很高的门槛。对地方来说，卖地收入虽然连年下滑，但绝对规模仍然大于股权投资，且真正跑通的多是合肥、深圳、苏州等少数财力雄厚、产业基础好的城市，多数地区仍困于投不准，不敢投。
这之间的差距是，地方因为各种指标考核，有强烈动机追逐新模式；而发达城市财政又充裕，又有专业人才可以承接风险，相比之下，欠发达地区则容错空间小，一旦失利即加重债务，于是变成了“想学的人多，学得来的人少”。
目前来看，股权投资的增长速度令人瞩目，但因为门槛相对更高，也注定了这更多是地方的第二选项，而非对卖地收入的替代方案。
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地方投资企业，还有另一个问题是：这是提升市场效率，还是会造成新的市场扭曲？
更现实的答案可能是效率和扭曲并存。
效率是真实的，地方投资已经占一级市场出资的绝大部分，尤其是在今天创投寒冬中发挥了关键的逆周期稳定作用；当民间投资退场，正是地方投资托住了市场，让那些高研发风险、长回报周期的项目不至于断流。
浙创投投资张雪机车，正是这种逆周期投资的典型案例。
但市场扭曲也客观存在，根源就在于各方的激励错配。
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地方，也就是出钱的人，既要财务上的回报，又要招商就业税收，多重目标本就难以兼得，而对企业来说，为了拿到这笔钱，只能配合投资要求，硬着头皮投项目交作业，民间资金因为回报受限而参与意愿下降，结果就变成了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。
对地方来说，投资一家企业最常见的要求就是，我出钱给你，但你要把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在本地。这样做的初衷是招商引资，但后果可能变成了企业为了完成任务，把项目硬塞进不合适的城市。
云阿云智库的一份报告就指出，各地扎堆投热门产业，新能源汽车、芯片、人工智能，不管本地有没有配套基础，先投了再说，当各地都开始这么做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导致资源错配。
除此之外，对地方来说，当初决定拍板投资的那个人，不会永远在这个位置上，这意味着他需要短期内就看到投资成果，因而会倾向以保底承诺快速引资，结果就把代价推向了未来。
决策层其实已经意识到了问题。2025年国办1号文就要求地方降低或取消投资承诺，防止对社会产生挤出效应。
当然对创业公司自己来说，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顾虑。一旦拿了钱，就意味着要在当地扎根生长，这对企业未来可能的方向，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种制约。
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两难，地方投资稳住了市场，但地方投资也在改变市场。
地方从卖地变成投资，获得的不只是企业股权，还有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力。这种影响力在企业发展初期是保护，但随着企业不断壮大，它也有可能变成一种无形的束缚。
对创业者来说，这意味着他必须要在拿钱活下去和保持更多选择之间，做出自己的判断。
而对那些命悬一线的初创企业来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别无选择。
胜亿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